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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记》英译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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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闵德 (John Minford)英译《鹿鼎记》,从开始构想到牛津版The Deer & the Cauldron第一册在一九九七年面世[1],已近十年。我个人对此翻译盛事,一直关心得要紧。原因有细说的必要。

  首先,这跟我的职业有关。在我一九九四年回到香港岭南学院服务前的二十年,都在美国教书。所开的中国文学课程,除研究院的科目外,其他教材均为英译。每学期为学生开书单,都伤透脑筋。一来选用的「名着」,不一定有英译。二来即使有译本,文字不一定清通可靠。

  但更头痛的是,即使所有我们认为是名着的作品都有英译,外国学生也不见得会受用。译作等身的英国学者詹纳(W. J. F. Jenner)就慨叹过,鲁迅的地位和作品,对中国学生说来是一回事,拿给不知有汉的外国学生看,又是另一回事。[2]语文的隔膜,是个原因。不说别的,〈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名字就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关系,非翻译所能解决的。

  要外国读者看得下去的中国文学作品,除了文字因素外,还要讲内容。层次高一点的说,阅读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作品,会不会增加他们对人生的了解?俗一点说,这些作品,读来过不过瘾?说这些话,实在泄气,也失学术尊严。但摆在眼前的事实,却现实不过。今天的学子,无不以「顾客」身份自居。中国文学是中文系学生的必修科,老师要教什麽,就念什麽。

  外系学生无此限制。他们来上课,原因不外两种。一是为了满足求知欲。这类学子,至情至圣,因此凤毛麟角。如果学校以「盈亏」的生意眼光作准则,一门课最少要有十个学生选修才能开班的话,那做老师的,绝不能把这类学生看作「基本顾客」,因为他们可遇不可求。

  比较可靠的,是那些为了凑学分而来的外系学生。一般大学为了符合「通识教育」的宗旨,规定所有学生必修若干人文科的课。中国文学正好是人文学科的一门。

  在中文课程以选修学生多寡来决定学科价值轻重的今天,仍能苦撑下去,靠的就是要为凑学分而来的「散兵游勇」。

  本科生读中国文学,不管念得下去或念不下去还是要念下去。

  「散兵游勇」呢,总不会这麽轻易受摆布,因为除了中国文学,还有别的人文学科可选择。作品读来不过瘾,是否还会继续上课,实在很难说得准。

  究竟这些「游离分子」要看那些东西才能看得下去,也是无法揣测的。根据詹纳的经验,作品要引起他们注意,得要在内容与形式上给他们一种「与别不同」的感觉。也就是他所说的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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