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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译得多” 不如“瞄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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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是翻译家因译著数量多而赢得“大世界吉尼斯”之最,一面是“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界猜不准现象”显示着中国翻译界的眼界和水准。当下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一片繁荣景象背后,是否掩藏着无法深究的尴尬?

  叶教授数量取胜

  不久前,本市东华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生导师、日本文学翻译家叶荣鼎教授获得了由大世界吉尼斯组委会颁发的“外国文学译著数量之最”证书。据介绍,叶荣鼎教授曾在日本先后获得经营法学学士和环境教育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翻译协会全国理事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他1981年考入宝钢,先后在宝钢和西泠印社从事日语翻译工作,1983年以来发表中短篇日本文学译作100多篇和书评30多篇,1997年开始翻译长篇小说,迄今为止一共出版文学译著和科技译著逾75卷、近800万字,代表译著有《江户川乱步小说全集》46卷、松本清张《彩色的河流》上下卷、《黑影地带》《黑色福音》《黑水旋涡》三部曲等作品。记者日前在一次翻译作品新书发布会上见到了这份今年9月颁发的“大世界吉尼斯”证书,上面醒目地注明“数量75本”这个应该算是创纪录的数字。谈到这个“之最”的可靠性时,叶荣鼎教授信心满满地表示不会有问题,因为他作了统计,“我国著名大翻译家傅雷大约翻译了40多本书,草婴翻译了30多本书……”

  圈内人不以为然

  然而,这个纪录却似乎未能得到翻译界人士的肯定和接纳,记者近日与数位业内人士聊起此事,对方都表示闻所未闻,惊讶之余认为意义不大。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位编辑直言不讳地说:“衡量翻译家优劣的,不是其译著的数量,而是质量。简单地比数字是幼稚的做法,简直不知对此事该作何评论。”本市某高校一位老翻译家疑惑地问:“大世界吉尼斯”不是比赛劈砖头什么的吗?怎么也搞起“翻译比赛”来了?更有学者言辞尖锐,认为这只是翻译家个人的宣传炒作行为,媒体不必推波助澜,吹得花团锦簇,反显出浅薄可笑,因为我们的翻译出版界近年来其实一直“成绩不佳”,只要看看诺贝尔文学奖就可知道国内文学翻译界与世界文坛主流的距离有多远。

  怪只怪孤陋寡闻

  事实上,这些年来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都让国内翻译界多多少少感到有些不自在,从凯尔泰斯、库切、耶利内克、哈罗德·品特到今年的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这些作家在得奖之前,大都不为我国翻译家们熟悉和了解,他们的作品在国内也是空白,于是均被称为“冷门”、“黑马”,而实际上稍作研究便能发现,这些作家在获奖前早就极有影响,怪只怪我们自己孤陋寡闻。以帕慕克为例,世纪文景公司两个多月前翻译出版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是国内唯一一本帕慕克作品,帕慕克得奖后该公司亦如中大奖,雀跃不已。世纪文景的眼光值得称道,可也反衬出其他出版单位和翻译者的木然,无怪有人调侃地归纳出“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界猜不准现象”和“得奖作家的中国陌生化现象”。为此,有学者严肃地指出,我们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已严重滞后于世界文学的发展,尽快改变这一落后面貌是当务之急,其他的“作秀”和“放卫星”请暂停。

(文章来源:新民晚报)